，从省库中为我支付4000元学费，然而又很好地为我解决了难题。我拿着他的批示，回到养育我的家乡，常德市和汉寿县的相关领导积极落实他的批示，圆了我上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梦。

入学之前，1988年8月14日夜，我去杨省长家。他十分高兴，当即泼墨挥毫：“拼却老红一万点，换将新绿百千重。录杨万里诗赠远新同志勉。杨汇泉戊辰夏。”我把这飞的龙舞的凤随身携带，踏上了北行的列车。在东湖之滨、珞珈山下学习的日子里，它成为了我求知路上破解一道道难题的动力。

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期，我还在武汉大学上学。1989年5月16日清晨，我从学校的大喇叭中听到那条他被罢免的消息，我心里像被锥子扎了似的难受，我站在枫园4舍419的阳台上，面对云雾缭绕的东湖和磨山，我发问：这个世界怎么啦？为什么把一个这么好的省长给罢免了？不能把清理整顿公司不力的责任全怪罪在他头上呀！他是个清官呀！对他家里吃的用的我都十分清楚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餐桌上没有高档菜，客厅里没有像样的沙发，就连他穿的背心都打了补丁。他南下湖南工作这么多年，就连给爱女取的名字“湘陵”“振湘”等也深深烙上了对湖南的真情，他除了依然保持着山东人的饮食习惯爱大葱沾浆，对辣椒、腊制品保持一定距离以外，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了三湘四水，湖南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无情地对待一位真诚、善良、勤勉、廉政而又睿智的齐鲁汉子？那一刻，我这个湖南人，对某些湖南人的愚蠢行为痛恨到了极点。自以为聪明，其实还是南蛮子。

我给他写信，他没有回我，这令我更加牵挂。我从武汉大学放假回长沙。火车上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对他的议论，没有一个谈论者不是愤愤不平，都抱怨湖南人只会搞窝里斗，经济发展缓慢，却把一个会抓经济的省长给罢了。对他的去留有很多传说，有传他调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，有传他调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，有传他调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，有传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，等等。不论结果如何，这充分表露了人们呼唤正义的心声。

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与妻子商量，怎样去看望杨省长。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决定买了两盒汉寿出产的茶叶。我和妻子陈双娥带着7岁的儿子上他家看望。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。此前，我都是单独上他家，每次上他家从来没带过礼品。相反，我每次从他家走的时候，他的夫人、我称之为伯母的杨芝华都会送给我一些生活、学习用品，特别是我在《小溪流》当编辑的那两年日子里，未在长沙安家，吃食堂，住办公室，芝华伯母对我的生活很关心，每次总会把豆腐干、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塞给我。这次也不例外，临走时，芝华伯母给我儿子送了很多东西。我们怎么推也推不掉。我们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上他家的，他经历了那样大的风波和折磨，身心肯定很难受，我们要好好地安慰他。没想到见面后事先准备好的安慰语，一句也没用上。因为他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，依然像以前那样满面红光，双眼如炬，话题打开，谈笑风生。芝华伯母悄声对我说：“这个老头子，肚量大得很。女儿们气得要死，他却像没得事的。熊书记上门来安慰他了，当着我的面表了硬态，保证老头子的所有待遇不变。”听了芝华伯母的话，特别是看到杨省长的身体仍像风波以前那样硬健，我感到很放心。此时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党和人民一定不会冷落他这样的好党员、好公仆。

我从武汉大学毕业，作为特例，可与应届毕业生一样享有国家分配工作的权利。我被安排到省公安厅当代警察杂志社工作。我向他报告，他告诫我两点：要继续坚持给孩子们写作，要继续坚持深入生活，保持与洞庭湖农民渔民的血肉联系。我担任编辑部主任、副总编辑、副编审，主管文字工作，有两点感到压力：一是缺乏高质量的头条稿件，二是怕出差错。每期样刊印出，我第一时间送到他的案头，他总是耐心细致的审阅，替我把关。他把自己写得最好的作品给《当代警察》首发，如《访美散记》《芝麻官餐馆》《钓翁之意不在鱼》等等。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这些文章的发表，突破了行业杂志的局限，吸引了更多社会层面人士的关注，对扩大《当代警察》的发行量起到了重要作用，由10多万份，上升到30多万份。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功劳。时任公安厅长的李贻衡同志高兴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将他写给杨汇泉的一封感谢信交给我，嘱我立即送去，并再三交代，恳请汇泉同志继续支持《当代警察》。